“国家兴衰，金融有责。”从历史经验看，大国崛起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世界强国必然是金融强国。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2024年1月，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系统阐释金融强国的核心内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系统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蓝图，金融强国首次纳入五年规划，成为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定位，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强化和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金融业从高度集中的“大一统”模式出发，逐渐发展出功能完备的包括金融调控、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基础设施在内的现代金融体系，没有发生阻断经济发展的金融危机，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在世界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大国，金融业的竞争力显著提升，反映金融业规模的各项指标位居世界前列。截至2025年，我国银行业总资产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规模连续20年世界第一，保险业总资产、股票与债券市场规模世界第二。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还只是金融大国，并非金融强国。金融不强，集中体现为金融业竞争力不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业自身效率不高，主要问题是：金融功能定位和布局结构有待优化，金融供给的有效性有待加强，金融机构协同服务能力有限，金融体系存量风险化解压力仍然不小，风险防控能力有待提升。二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高，主要问题是：金融机构动员储蓄并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不强，资金沉淀闲置问题突出；金融资产收益分配失衡凸显服务短板，价值传导功能弱化；融资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需求存在错位，直接融资发展相对滞后，对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的支撑不够；区域与领域服务不均衡，薄弱环节覆盖不足。三是国际话语权不强，体现国家战略意图不够，主要问题是：金融服务出海企业能力不强，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有待深化，金融国际话语权与经济地位不相称，金融国际影响力亟待提升。
我国金融业竞争力不强，有其深刻的历史和体制原因。从历史逻辑看，金融结构与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需求相适配，形成银行主导的路径依赖。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的核心功能是服务国家工业化战略的资金调配；改革开放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银行体系进一步扩容并强化分工协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伴随经济发展进入以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为主要特征的高速增长阶段，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形成“适配性强化”。从体制层面看，金融领域部分制度供给与市场化发展需求不匹配，如行政力量干预资源配置、长期资金入市的制度不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不完善等，制约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活力与竞争力。当前，在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跨越的历史阶段，必须加快提升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的战略工程。我们必须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扎实做好金融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特别要在一些基础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
近年来，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持续加强跨境金融服务专业能力，为境内外个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有效满足客户多样化跨境金融服务需求。图为2026年1月29日拍摄的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金融街支行，理财经理在为客户办理跨境金融相关业务。 中国工商银行供图
第一，深入认识并处理好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这是提升竞争力的前提。金融业竞争力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本质是服务与被服务、支撑与被支撑的关系。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深刻揭示，随着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其破坏力、杀伤力也在变大。现代经济危机越来越显著地肇始于金融行业，蔓延至各个领域，社会危害被成倍放大。究其根源，在于金融脱离并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自我膨胀、自我循环，成为资本和少数人攫取财富的工具。我国也出现过高利率高利差、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度超过8%，和美国、英国基本相当。必须清醒认识到，金融业是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其价值来源于对实体经济的贡献。金融业增加值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高，更不意味着金融业的竞争力强，盲目追求过高的金融业增加值反而可能导致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而被反噬。
要理顺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守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分。运用好金融这一配置资源的工具体系，通过价格机制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行业和企业，通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实现自身的壮大，形成金融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做大“蛋糕”的同时要分好“蛋糕”，发挥好金融市场的引导和信号作用，把融资成本控制在合理水平，把资源配置到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第二，在市场化轨道上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以激活内生动力提升竞争力。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适度竞争是提升效率和竞争力的关键。我国一直通过引入更多机构来提高金融业的竞争力，2025年银行业法人机构超过4000家，但也出现了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盲目扩张、同质化竞争引发风险的情况。竞争程度不仅仅取决于市场参与者的多寡，允许潜在进入者参与市场竞争更为重要。我国整体上是分业经营模式，这有利于阻断风险传染尤其是跨市场传染，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金融体系的分割，阻碍服务、数据、资本、资源的自然流动，金融资源统筹利用程度不高，资金难以实现优化配置。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适度放松金融业务限制，有利于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但需要注意的是，竞争与监管不是互斥的，而应当是动态匹配的，严格监管是有序竞争的保障，是对竞争的保护。
要持续优化金融市场竞争结构。一方面，积极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实现减量提质，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循序放松抑制竞争的不合理限制，推动金融体系一体化建设，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金融大市场，促进金融要素优化配置。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探索银行、证券、保险在财富管理、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业务创新与融合，以综合化服务能力提升竞争力。鼓励更多市场主体参与金融竞争，激发市场活力。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通过优胜劣汰倒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
第三，提升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适配性，以结构优化提升竞争力。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决定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方向。金融与经济的适配性是动态的，直接影响服务质效和竞争力水平。一般来说，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更适合以要素驱动为特征的工业化阶段，资金倾向于投向相对成熟的行业和企业。而在创新驱动增长的阶段，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适配性更高，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能显著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我国是典型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银行业资产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90%左右，超过一半的居民储蓄集中在银行体系，传统的金融结构与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提升金融结构的适配性成为提升竞争力的当务之急。
要适应经济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演变趋势，加快推动金融结构转向银行与市场并重的双峰模式，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一方面，发挥银行体系的资金优势，通过创新信贷模式和运用金融科技，加大对科技型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长期资金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一是打破长期资金入市的堵点卡点。目前我国“五险一金”长期沉淀在银行体系，这些资金相当于居民的长期储蓄，规模已超过个人税前工资性收入的30%。通过相关制度改革，为长期储蓄进入资本市场扫清障碍，不仅能提高资金收益率，而且能为资本市场注入源头活水，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重要来源。二是大力培育一流投资银行。证券业机构在我国金融机构资产中占比不到4%，无论是体量还是实力都难以符合科技创新对资本市场的内在要求。要推动证券业机构向国际化综合服务商转型，支持头部券商通过兼并重组、设立海外子公司等方式拓展全球业务布局，重点提升跨境并购、海外上市承销、全球资产配置等高端服务能力；鼓励加强与国际顶尖投行的合作与交流，引入先进的业务模式和风险管理技术，提升专业服务水平。
第四，推动金融领域高水平开放，以开放倒逼提升竞争力。高水平开放是金融强国的典型特征。汇聚来自世界的金融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金融资源，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级形态。高水平开放首先是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通过聚焦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并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促进国内制度完善，提升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当前我国已完全取消银行、证券等领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境外24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均在华设立机构，境外40家最大的保险公司有近半数进入国内市场，外资机构已在华形成多元化经营布局。但金融开放空间和潜力还很大。在我国金融机构资产中外资机构占比不到2%，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境内股票和债券市值占比也不到4%，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金融市场规模稳居世界前列的地位不相匹配。亟待整合现有开放渠道，通过金融服务业和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提高金融机构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能力，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使得外国投资者能够并愿意使用、持有人民币和我国资产。
要统筹好金融开放和安全，为提升竞争力提供坚实保障。开放并非一放了之。要在稳慎推进、科学谋划、风险可控前提下，通过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完善投资者保护、常态化开展压力测试等制度设计与技术保障，实现开放与安全的辩证统一、动态平衡。当前地缘政治博弈日趋复杂，单边主义扰动全球金融秩序，更凸显以制度型开放防控风险的重要性。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深化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方向不动摇，不因外部扰动而放缓开放步伐；又要精准把握开放节奏与力度，根据国内金融体系承受能力和国际环境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不断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
第五，提升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在引领变革中提升竞争力。提升国际金融治理能力直接关系我国金融主权安全。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崛起，一些发达国家深陷债务泥淖，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经济金融治理赤字不断加剧，要求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变革。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由2004年的596亿美元上升至2024年的3.1万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1.9%。如何将贸易顺差优势与国际债权实力转化为多边治理的建设性力量，增强全球金融治理的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我们必须积极承担的国际责任与义务。
要践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和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充分发挥大国引领作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和合作，务实开展多双边货币金融合作，参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和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制定，加强与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能力建设，推动构建多元高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稳慎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全面提升人民币计价、支付、投融资、储备等国际功能，完善全球人民币清算网络建设，提高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为各国使用人民币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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